照相的故事,永川照相馆59年的光影记忆

7月的一个上午,专程来广东、福建两省采风的我,来到深圳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看到人们举着手机一个接一个地围着邓小平同志塑像拍照,想想沿途看到的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知怎的,竟然眼中含起了泪花。

八五年,在台湾的祖父通过旅游方式辗转香港与祖母和父亲相见,给家里捎来了一架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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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姑姑的一双儿女都会照相,一个在陈集公社开照相馆,一个在高集公社开门市。那时候,会照相是令人羡慕得流口水的技术活,能开照相馆更不是等闲之辈。相片在当时是个稀罕物,一家人能照个全家福绝对是小康人家;女孩说婆家一般是先见照片,男孩找媳妇也常常是先见照片,能相中照片,婚姻大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照相机拿回来,村里轰动。当时人们照个相要到镇里的照相馆。寻了时间、备了行头、跑了远路,在黑的屋子里,用了统一的布景,直到被摆布好了姿势,这才灯光一闪定了影。照个相像过了个隆重的节日。

孙嘉俊人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 见习记者 敖一航 摄

表哥表姐到我家走亲戚的时候,常常带着照相机,借看望我父母的机会,顺便给姥娘门上的亲朋好友照个相。红布一蒙,黑里透红,站好别动,一分钟就成。表哥表姐把自己的头盖在红布里,调好照相机,然后再把头从红布里抽出来,右手扬起,左手握住气棒一类的东西,说道:“往这里看!靠左一点,向右一点,收住下巴,抬抬头,笑一笑!”随着“滋”的一声响,人像定格,照片就照好了。

人们爱着相片里的那个自己,不管日子多么拮据,每家的正屋里镜子下面总挂了镶进玻璃框里的全家福、个人照,或是把相片摆在柜面上,覆上一整块的玻璃。去了别人家里,和主人寒暄不了几句就会趴在相框前看来看去,主人也把脸凑了过去一张张地介绍,一起品评下美丑,感叹下时光,仿佛生活就凝在了曾经美丽的那一点上,离了现实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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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在村里是大辈,别人喊我表哥一声表爷爷,喊我表姐一声表姑奶奶,照一张相就能便宜五分钱。在那个时代,五分钱可是大钱,在我们村里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钱也就八分钱!能在我们家照相,省钱不说,还少跑六七里路去集市,更主要的是有的大姑娘或者小伙子借照相的机会,把该见的人直接见了。

多少年来,石良镇上就只有那么一架照相机,还是黑白的,人们只能用没有色彩的影像记录一下过往的容颜。想有个彩色的照片,就需要摄影师用了自己绘画的技术,拿了画笔在相片中人的颧骨处晕了红、衣服上染了绿,裤子上点了赭,就算是彩照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架彩色照相机落在了一个普通的家庭中,就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情。

孙嘉俊经历了从黑白到彩色照片的照相历史 见习记者 敖一航 摄

我家不算大的院子仿佛成了集市,村里的男男女女常常在这个时候到我家串门,有照相的,有看照相的,有蹭茶水吃瓜子的,也有不少借机相亲的。我父母拿出瓜子、糖果和茶水招待他们,他们喝着茶水,嗑着瓜子,聊着天,有说有笑。母亲从里帘屋内进进出出,一会儿去端糖果,一会儿去倒水。平时脾气暴躁的父亲见谁几乎都要打招呼,给人家敬烟,让人家进屋喝茶水或者嗑瓜子,给人家说中午或者晚上别走了,有现成的肴盅,坐下来一起喝酒。这些来的村人,有的摆摆手,说一声:“大爷爷,您快去忙吧,我们照个相就走!”有的一打招呼就进了我家正房,在八仙桌子旁坐下来,从国际大事到家长里短,一直聊到傍晚月亮挂上树梢。

照相馆的照相师傅张培绵,听说我们家有了这么个宝贝,有个夜晚就拿了自己的黑白相机找上门来要添些钱换了我们彩色的走。他说你们有了照相机也不会用,自己玩用黑白的就行了。祖母心软,犹豫着是否要应承了人家;父亲话绵,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不知该怎么回复;母亲却坚持,捅了父亲的后腰,悄声说着不能换。相机就留在了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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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所有供村人享用的糖果和瓜子,包括烟酒,都是平时我父母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们自己不吃不喝,也不让我们这些儿女们吃喝。母亲私下对父亲说,你和孩子对这些烟呀酒呀糖果瓜子呀,连个牙印都没有沾过,省了一年的东西都让这些串门子的和外甥外甥女吃了,我心疼得慌呀!父亲却说,咱家四五个跟牛犊子一样的男孩子眼看着一个个长起来了,有人能进咱家的门就是咱家的福气,说不定来吃吃喝喝的,就是咱家的贵人,就是咱家孩子的媒人。

“我长得不漂亮可就喜欢照相。”在悠长的岁月走过后,过了耳顺之年的母亲想起当年眼里就带了笑。“我小时候石良就有个照相馆,照相的人姓宋。我在石良上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到照相馆去溜一趟。后来不上学了,每走到石良也得到照相馆站站,看看人家照的像。老宋那个人人品很好,照相耐心,我那张带色的大照片就是他照的。从我想事起照相馆就在那儿,供销社的西面,直到八几年……”

重庆晨报永川读本见习记者 敖一航 报道

能给儿子个个讨上媳妇,是我父母最大的心愿。可在1979年,我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老人家至死也没有看到儿子个个找个媳妇,更没有与后来都有老婆孩子的儿子们照上一张全家福。

母亲那张照片俊秀、甜美,和父亲英俊的青年时期照片摆放在一起……看来母亲执意要留下那相机还有着长远岁月中钟情于照相这一渊源的。这能刻下时光的机器在当时的乡村还透着神秘,父亲、母亲就试着用相机给家人、亲人、朋友照起来。美是美着了,但毕竟是奢侈的消费,一个胶卷就要20多元,在当时那可是不菲的价格,照完相还要到遥远的省城才能洗出来,全要陪上钱。幸亏有祖父连同相机一起带的几个胶卷,要不刚还完买房欠款、还供着三个孩子上学、吃穿用度外稍有了点盈余的日子是没有办法支撑这种开销的。但即使是这样,一个胶卷照完后,相机就被束之高阁了。

昨天上午,永川照相馆来了位“特殊”客人,他请60岁的相馆老板孙嘉俊帮他洗几张照片,就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让孙老板陷入沉思,他仿佛回到上个世纪,开门坐店迎来送往,拍照、洗照片的客人络绎不绝。而今,相馆早已门可罗雀,甚至连最基本的冲洗照片都无法完成。

因为对照相有着神圣和美好的记忆,我军校一毕业,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款傻瓜相机。拿到相机,我如获至宝,轻易不敢示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才从箱子底里翻出来,一遍又一遍地把玩。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后来,认识妻子后,我才买了第一盒胶卷,正式把这款傻瓜相机挎在肩上,记录起我的生活。它几乎成了我外出时形影不离的朋友,在“咔嚓咔嚓”声中,记录了妻子与我从相识、相知到相恋,再到结婚生子的一个个美妙的瞬间。

过年了,王屋水库聚满了人,人们都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最美的风景一起留个纪念。“你有彩色相机怎么不去照相呢?照相的都照不下来。”村里放“花”给大家钩的长期在县城和村子之间拿货、放货的有见识的曹桂彬着急地和母亲说。“我哪能干那个呀,不好意思呀。再说我也不会照呀。”母亲说起当时的心境还感觉着自己拿起相机去照相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可想想家里用钱的地方多,又有现成的相机,母亲就有了勇气。“我就去试试看,人家照一张要两块钱,我彩色的就要一块八。”母亲遇事一向有主见,虽然给人家照相这件事与家里一贯的不抛头露面的传统有悖,祖母和父亲并不赞同,但母亲定了主意就拿了脚步,闯出去看看了。

这间“永川照相馆”掩映在下街子道路旁的一排行道树后,店面有些老旧,从斑驳的桌椅上,可以看出这间相馆已经有些年头。其实,从孙嘉俊爷爷辈开始,相馆已传承四代,几经搬迁,坐落于此已有59个年头,它记录着永川照相事业的变迁和时代之改变。

在这款相机拍摄的所有照片中,有一张照片令我印象最深刻,它是拍摄于山东聊城环城湖上的一张生活照。

“我就到王屋水库去。那么多的人,可我怎么都张不开嘴。后来有人看我拿着个相机在那儿站着就来问,我才开始战战兢兢地给人家照起来。”现在说起来自己的第一次,母亲眼里还放着光。怎么摆姿势、怎么选背景、怎么取光线,母亲完全不懂,全凭着自己的一股劲干开了。照完胶卷,人们就着急地一遍遍的跑到我家看相片洗出来没有。父亲就坐了汽车,拿着那几个宝贝胶卷跑了长途车到烟台去。不过这倒随了父亲行走江湖、喜好远游的愿。照片拿回来,母亲担心的质量问题有,但不多,心终是放了下来。早有人打听到了照片的消息,没等母亲的自行车骑到王屋水库,那水库的溢洪坝上已围满了人。拿了自己的照片,那些年轻的人们被那真实的色彩迷惑了,满意的欣喜,不满意的免费重照,一团人都在兴奋,好多人就提出了还要照相的新要求……

世代传承

1998年的春夏之交,一个难得的好天气。这个上午,妻子没有班,我向单位领导请了假,带上两岁的儿子和七旬的母亲去环城湖上度周末。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我在船头划船,母亲和儿子坐在船中,妻子在船尾注视着他们。船在我的操纵下,时而急驶,时而缓游。母亲的面容慈祥,儿子的样子可爱,妻子挽起长长的秀发,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下船时,妻子立在一旁,母亲探着头、拉着儿子的手正要离船,得空的我连忙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在我看来,照片上的船仿佛是我和妻子组成的小家,母亲照看着我的儿子,而我经常漂泊在船的外面,生活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

一个一直靠山里的劳动和手头的编织过生活的人突然就经营起照相的事情来,俨然是有了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的样子,这让母亲心生骄傲,用心地去“研究”起照相的技术来,反复地看那时开始流行的贴在墙头的明星们的照片,看照相馆橱窗里的照片,揣摩开人家是怎么取景的……可这“工作”实在是不好做。过节时人们聚集在景致美的地方玩,过完节就各自在山里、村里、家里了,再要照相就需要跑到村里去。

他成为相馆第三代掌门人

自此之后,或许受了我的影响,妻子也爱上照相这一行,从我那台傻瓜相机开始,到2006年的数码相机,再到后来的手机照相,妻子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生活在哪里拍到哪里。今年3月,我与妻子认识二十五周年那天,我帮她换了一台内存128GB的华为手机。妻子高兴地说,这么大的内存够我用两年的了!

“上村里照相不容易,人家不认识你,怕被骗,又不知道你照得好不好。就得拖亲戚、找朋友介绍去。”母亲最先去的是我们村向东隔了一个村的修家。虽然有我的表姐做介绍,但人们还是疑惑、忧虑。终于有一户孩子过百岁的人家动了心,让母亲给拍照留念,结果小孩子一直在爬、在动,相片洗出来时只看到那间大屋子,孩子小小的看不清。人家不高兴,只好给人赔笑脸、说自己的不是,再重新照过。已过四十的母亲就在这样的骑上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地奔跑的过程中摸索出了照相的技巧。

“爷爷叫孙荣光,取其名字开了间荣光照相馆。”永川照相馆前身为孙嘉俊爷爷的荣光照相馆,解放前孙嘉俊爷爷奶奶都是照相师傅。孙嘉俊自豪地告诉记者,他的手艺来自祖传。

世事沧桑,时代变迁。照相的故事,见证着不同的时代,记录着不同的人生,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永远的向往和追求。

竹园村是母亲自己闯去的。那是我们镇最东边的村子,处在山林深处,翻过主峰被我们称作老垛顶的东山就是蓬莱地界了。母亲这种选择还是很有智慧的,那村子隐在深山人不知的地方,到镇上照相的人少,来了这么个送上门的照相人,大家都好奇,又胆怯,又想试试。终于有了第一个站出来照的姑娘,母亲就让她倚在山石旁、隐在野花丛里,让她摆了美好的姿势,露了甜蜜的笑脸,邀了围观者看镜头里的人像,人们喊美,姑娘笑得就甜,“啪”的一声那个瞬间被母亲定格,开始还推着、躲着的好多人就开始进入镜头。全家福的,福妻照的,姊妹帮的,一组一组的照下去,午饭都没能回家吃。

1955年,全国正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提出在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孙荣光入资参股,“荣光”成为国营照相馆,并被一分为二。孙嘉俊父亲继承其中一间,经历过几次搬迁后,成了现今坐落于下街子的永川照相馆。

本文系伟大征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来稿

那次照片洗出来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也证明了母亲是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很好的审美能力的。山里人也第一次在彩色世界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像,美滋滋地向外村传播。就有某个村子的人专门跑来邀母亲去照相。

“那个时候照相是特殊行业,工资待遇很好。”1966年左右,孙嘉俊父亲和母亲都在照相馆工作,父亲照相,母亲负责暗房洗片作业。

题图来自网络

“后来我照相就有经验啦。光人的姿势摆得好还不行,选背景也很重要。这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照全家福的时候人多,我照看不过来,就提前和他们说好了,大人闭眼了我不管,只管小孩子。单人照闭眼了不要钱,人多了就不行……”“那几年我上山下乡的,和人家磨嘴皮子,有时候还吃不上饭。不过我挺高兴的,骑着自行车挺自在。那个事我又爱干。回去晚了天都黑了的时候,你爸还去接我……”“你爸爸有时候和我一起去,可他一去就没有人照相了。你爸那人太正经、严肃,人家看到他都不好意思了。”母亲慢慢地诉说她曾经的那几年,讲着她的生意经,脸上依然是神往的表情。

“当时我爸妈工资一月有50元,而永川县长才36元。”孙说,那时猪肉不过几毛钱一斤,靠照相馆收入,一家人生活相当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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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照相,父亲洗相。相片从济南洗到了烟台,那几年父亲是大舅介绍的海港那个照相馆里的常客,而我们家人也有了先看相片的眼福,各村那些时髦的年轻人都通过相片的方式摇曳多姿的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有新技术、新相机,孙嘉俊一家人是永川照相行业第一批试水者。作为特殊行业,如要自行购买相机,必须由单位开介绍信、证明,才能出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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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农忙或家务,母亲几天不能去照相的时候会有人找上门来邀请,为了把几个村庄的需要都照顾到,母亲就分配着时间一天跑几个村……虽然辛苦,但母亲沉在自己造就的快乐里。

1979年,23岁的孙嘉俊正式进入永川照相馆当学徒,跟随父母学照相手艺,从寸照、集体照、到影楼艺术照,几万个胶卷,上百万次快门,让他逐渐成长为照相馆“第三代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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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年到九一年,那五六年间,母亲骑着她的自行车和她的照相机一起在我们镇的东南方向的山村里游弋。一个一直在自己的家门里和山地上过生活的人一朝决定了改变一下生活的方式后就没有放弃过,她穿梭在村庄的街巷里约人,攀爬到村外的山野间寻景,成了我们的乡村逐步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某一领域的标志性人物。

程序复杂

后来,我们举家迁至烟台,母亲的照相机就成了我们偶尔把玩的记忆了。如今回忆那段时光,竟惊异于母亲与她的照相机用影像记录的那个时代的乡村人物图谱,她再那些相见的奔走拍摄,是在无意间书写了一段乡村的历史。

照片历经多种工艺才成像

“珠江、长城、再到后来的日本理光相机……”孙嘉俊对那个时代的相机品牌,如数家珍。1979年,孙接触的第一款相机是当时的国产名牌:海鸥。

第一次拍照,第一卷胶卷,按下快门,他匆忙挤到一位妙龄少女身边,摆出一个瞭望天空的“深邃”姿势。快门闪动,将二人影像永远定格在黑色胶卷面。后来,少女成了他的妻子。

当时,给孙嘉俊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种三脚架风箱相机,又大又笨重,是一种可以叠放在箱子内的外带式三脚架相机,孙用来外拍集体合照时用。

招呼好顾客摆出姿势,露出笑容,孙用力一攥气囊,就算照完一张。随后,孙嘉俊还得进暗房取出底片冲洗照片。

施以药水,底片历经曝光,显影,停显,定影,上光等系列复杂工艺,一张张照片依据曝光层次,在暗房昏暗的红色灯光下,依据色阶层次,逐渐显现出人物头发、眉毛、眼睛……最终成像。“后来时代变啦,先是有了彩色胶卷,后来有了数码相机。”孙嘉俊说,随着年龄增长,他自嘲自己的手艺已跟不上时代。

如今照相馆交给了孙嘉俊儿子打理,所有设施设备都换成了数码彩扩设备。

日趋落寞

手机拍照冲击了传统市场

“我依稀记得,大概是十年前生意开始不行了。”孙嘉俊回忆起当时情景,永川的照相馆越开越多,设备、影楼服装、道具也越来越高档。“最大的改变是手机也能拍照了。”

后来,数码单反相机出现,不断更新换代,冲击着传统胶卷冲印市场。手机拍片像素也越来越高,人们开始习惯把照片放在手机或是电脑里欣赏。

“其实,在上个世纪70年代,照相还是一件新鲜事”。孙嘉俊记得,那时逢年过节,或者办人生大事的时候,人们才会去照一次。“尽管如此,那时的生意可以用火爆来形容。”

过年过节,一家人来拍全家福,得取票排队。照相馆招了几个徒弟帮忙,平均算下来一天冲洗一百个胶卷是常事,就连开票的发票本一天得用四五本。

“而现在,两三天才用一本。”孙说,那时生意忙时往往当天照,要隔好几天才能拿片,人家还说不完的好话。

“最主要是那种感觉,照相师傅很受尊重。”那年头,孙经常外出给事业单位、学校拍照,不管是照相,还是照完相后对方安排伙食,孙都被待以上宾。

严格要求

希望传统能被继承和弘扬

“现在的年轻人,真正懂照相的不多了。”孙嘉俊叹息道,他认为虽然现在人人都能照相,设备也越来越先进,但照相的许多基本规则被打破了。

原来,前些日子孙嘉俊陪着儿子儿媳,去一家新开的影楼拍婚纱照。一进影楼,看着满墙“花花绿绿’的照片,他气不打一处来。

“连基本的曝光、构图、人物姿势都不对。”对于照相这个事儿,孙嘉俊有些严苛。他认为无论时代怎么变化,照相最基本的东西还是不能变。“现在全靠后期啊,你一问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说这是潮流,说我不懂!”孙有些愤慨地说道。

“虽然照相馆交给我儿子打理,但有些东西他还差点火候。”孙嘉俊告诉记者,他年轻时热爱摄影,拿着相机走遍了全永川,记录下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那时严格要求自己,准确曝光、成片,那都是靠经验和功夫。”

谈到相片的冲洗,孙叹息不止:“现在这门技术,都快绝迹了,虽然是落后技术,但它也有价值。”他认为有些东西变化是好事,但有些传统东西,还得继续保留、继承和弘扬。(来源:重庆晨报)

本文来源:华龙网-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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